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当我4年前离开学术界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只是辞去了一份工作。正如所认为的那样，我的结论是，高校不再是我可以蓬勃发展的地方。工作量太大，监管太过严密。我必须离开这个职场。
我知道我需要找到新的赚钱方式。我知道我必须结交新朋友，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但没有人告诉我，离开学术界将是一段漫长的存在主义旅途，需要我从之前的身份中痛苦地、一层一层地剥离情感。
这是第4年。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我搬到了托斯卡纳，在那里我体验了欢乐和笑声，同时我也像以前一样追求我的学术兴趣。大量我以前的学者同事告诉我，他们也想离开。他们正积极地为此做准备，我也注意到“学术界之外”相关的贵补肠别产辞辞办组群、社交媒体话题和其他建议来源的激增。新冠疫情显然让许多人重新思考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他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轻重缓急。
但他们和我一样，似乎都认为离开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幸的是，我最近正在写的新书表明，一旦那种摆脱无休止的电子邮件所带来的愉悦感消失，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分离之痛的人。
我一直在邀请不在高校工作的同事分享他们在学术界之外的感受。事实证明，从一个学者到一个有其他兴趣、工作和活动的独立学者的转变几乎是普遍的挑战。悲伤和对现状的焦虑等情绪会意外出现。压力水平会飙升。你可能会哭。你可能开始每10分钟就查看一次收件箱，看看有什么变化。但你不会收到邮件。
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失落，甚至精神错乱。忙碌的学术生活所赋予的使命感和联系是不容易被取代的。即使是现在，我仍觉得看着窗外，缓慢地深呼吸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无所事事并不是你可以享受的一份甜蜜礼物。但我已经在逐渐适应了。我不再与“成就警察”保持联系。在我既厌恶，但事实上又憧憬的之外，我可以自由地做自己。
但并不是所有的“排毒案例”都达到了我这样相对成功的水平——这需要治疗师在头两年内的帮助。有些人需要持续的专业帮助。我采访过一位在一所着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她的专业是一个边缘化的学科，院系很少，职位更少。写完论文10多年后，她希望教授们能死去，因为对她而言，这些人占据了她的职位。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像以前那样”，现在她在看心理医生来帮助解决持续的抑郁症。
另一位独立学者在就业中心工作，但有时仍在学术界活动。然而，她认为许多专业研究人员很少面对面地接触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但头脑顽固，装作什么都懂。这让她不忿。
第叁位受访者最近辞去了他声名显赫的终身教职，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以一种不同的节奏走向自给自足。从单调的学术工作中走出来，他的轻松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也能看出，他的认同感仍留在了原先的部门。割舍这种感情并不容易。一个帮助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之外找到工作的人告诉我，他们所有的客户都以某种形式化解悲伤。
当我感到被排斥在外，在学术名声和财富的雄心面前迷失时，我做了一些触觉缝纫、编织和园艺。我积极参与令人愉快的工作和生活。关键是把我的重心转移到“现实世界”。新事物比学术对话更值得关注。
我的互动方式也变得轻松起来，变得不那么正式和学术风，变得更加轻松和友好：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无所不知，而是变得更加好奇。最近，我在倾听人们的想法之余，还会倾听他们灵魂的声音。
我和许多以前的同事保持着联系，偶尔也会被邀请写一个章节或做一个演讲。我这样做是为了朋友，但这种互动不再需要任何报酬，所以这是一种新的计算方法。
我注意到我以前的一些研究和原创贡献正在被人挪用——而且绝不是比我更优秀的人。起初，我很生气，因为离开学术界意味着我会被这样无视。但现在我真的不在乎了。
我不再奉行学术界极端竞争环境中刻薄的游戏、轻度冒犯和怨恨，这些也已经远离我的世界。我终于有一颗温暖大方的心了。我同情那些没有、或无法拥有这种感觉的人。愿我们都能茁壮成长！
是（Playing the University Game – The Art of University-Based Self-Education）一书的作者，该书将于8月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她正在创作该书的后续作品，暂定名为《不玩高校游戏：作为高校之外的学者好好生活茁壮发展》（Not Playing the University Game: Living Well and Flourishing as an Academic Outside Universities）。她是约克圣约翰大学（York St John University）的访问研究员。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Leaving is a long, emotional affair, but I’m glad I quit academ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