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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而产生的全球性抗议活动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全世界的种族主义上。这一关注是正确的。
高等教育也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多元化群体，包括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向学校领导及其同事提出了问题。他们要求高校在老一套地谴责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之外，采取更多的举措。他们的要求具有迫切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对有色人种的不同影响这一痛苦背景下。而乔治·弗洛伊德的不必要死亡加剧了这种痛苦。
不采取任何措施是不可行的。而做得太少会引起我们这个群体的愤怒。我们作为学者和高校必须站起来才能受到重视。
我们正在培养新一代的学生，他们更富同理心、更厌恶不公。他们比之前任何一代人都更勇敢、也更急性子。我们已经看到白人学生、尝骋叠罢蚕群体和其他人广泛团结且相互支持。他们都认识到自己可以发挥作用并呼吁大家采取行动。
此外，尽管有新冠疫情的影响，未来十年内，仅英国大学就将接受国际学生。我们履行承诺和行动，或者缺乏承诺和行动，他们会记住。由于学生群体日益多样化，我们需要应对课堂上更多的或虚拟或现实的对立。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瞬息万变的时代的重要性，那我们就可能无法为此做好准备。但这个问题很复杂。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多维化、系统化的响应。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对领导层的挑战。
对这一群体而言，大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当有色人种学生表达自己的经历并要求大学应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对教育进行去殖民化时，他们的头脑是清晰的。他们提出的问题具有一致性：
- 为什么有那么多来自黑人少数族裔的学生，却只有那么少的黑人教授和大学领导？
- 为什么人们很少指出微型的种族侵略？
- 为什么黑人少数族裔的学生获得最佳毕业成绩的可能性较小？
- 当存在许多其他形式的知识和学习方法时，为什么西方大学的课程还如此的欧洲中心化？
- 大学领导者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着手解决高等教育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进而解决社会中的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大学领导者和高校本身，每次我们尝试在受全国和全世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上发言并采取行动时，我们的身份和过往事迹将暴露无遗。以诚信面对自己的位置和贡献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如果不解决立场问题，我们在这个分裂的空间中就很难被视为诚实的仲裁者。我们也不能一同赢得自己所处的群体的信任。
因此，我必须以我自己，和我称之为家的高校——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开始。在尼日利亚获得本科学位之后，我在伦敦国王学院拿到了两个研究生学位。在南非和纽约的联合国短暂任职后，过去二十年来，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的博士后生涯。
作为第一个在国王学院担任教授职位的黑人女性（至少还有3位男性黑人教授），以及第一位被任命为英格兰排名第四的大学的副校长和常务副校长一职的黑人女性，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特权。虽然我在高校以外一直拥有自己的专业人脉，但我将自己在国王学院作为学者的成长归功于3位白人男性。可以说，这3位导师是白人男性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我所进行的战争研究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但是他们选择促进并培养我的思考和创新，以给我一个立足之处。
然而矛盾之处在于，在我作为一个学者接受培养，并建立了持久的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这所学校里，我的职业发展受到了限制。达到教授职位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并留下了创伤。随后，我了解到我不是唯一有此经历的人。英国的每位黑人女性教授都有自己的悲惨故事。我想黑人男教授也是一样。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本质在于惩罚差异，并加强不平等的人生机会。我需要这些导师来争取自己的位置，以及国王学院和英国的高校中的黑人教授是如此罕见，这两者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戴着“在英国大学担任副校长或以上职位的两名黑人女性之一”的徽章，感到百感交集。3月，在英国进入疫情封锁后，尼古拉·罗洛克（Nicola Rollock）的研究报告一书由英国大学联盟出版。该书阐明了针对黑人学者的欺凌和刻板印象的回归。此外，一个名为“现象女性”的展览在伦敦市政厅举行，其中展出了摄影师比尔·奈特（Bill Knight）为40位英国黑人女性教授拍摄的肖像。
从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的核心出发，在19285名英国教授中，有12975人是白人男性，4560人是白人女性，90人是黑人男性；而黑人女性只有40人。国王学院中有这40位黑人女性教授中的两位。这说明这所大学正在转变，但转变的力度需要加强。变革需要时间和持续性的承诺。如果没有能够取得高级职位的黑人学者，那我们就无法增加黑人教授的人数。
像英国大多数精英大学一样，国王学院拥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在其成立后29年，即自1858年起，其学生群体中就一直存在黑人，但等到黑人跻身高等职位却又花费了156年。然而，国王学院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很多证据表明，这是一个拥有不同精神和世界观的高校。过去几年的领导层更新为大学文化的改变提供了新视野。国王学院的高级领导团队，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推动事态向好处发展的承诺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动力。但这一转变还没有系统性地落实。
我们无法改变未知的事情。研究我们自己的内部环境以及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的本质和要求是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我们的社群进行广泛磋商的产物，并反映了学生和教职员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望。我们的服务议程和公民参与从这一愿景出发。我所领导的一系列教育、研究和国际化战略，由文化能力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价值观所支撑，并也同样源自这一愿景。
尽管具有令人鼓舞的远见和战略意图，群体中的成员可能并不总是对文化变革保持开放的态度。原因多种多样，此处无法赘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身份的等级结构；其中的特权取决于对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而言，什么是最容易解决的。通常，这意味着避免权力流失，以及给予优势群体特权。在涉及种族等具有挑战性的不平等问题时，人们往往选择搁置问题。
此外，即使我们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活动之后，做出应对种族问题的样子，在应对不利情况的时候我们仍将囿于孤立且毫无章法的方式。我认为，今天解决性别问题，明天解决肤色问题，后天解决阶层问题，这种做法并不是可持续的。只关注一个身份，而忽视其他，总会将某一身份和别的身份“隔离”起来。针对种族的讨论、提高种族意识主要限于每年的黑人历史月。但即使在高等教育机构中，采用交叉方法，即同时应对多种压迫制度，也是具有深层政治意义的。
我们还要记住，没有任何个人、团体或高校能够置身事外。我们受到国内外的事件和事态的影响，而我们的某些决策和计划也是一样。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没有任何高校可以避免受到像奴隶制、殖民主义、冷战和9·11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和现象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及有权势的人和高校的不作为总会影响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工群体。在新冠疫情中，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害这样的事件以更大比例夺走了有色人种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共同努力，争创美好未来的时间点。
高等教育群体必须去除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并接受各种多样性。如果我们落实一系列明确的承诺，并接受相关评判，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种族以及正义和平等的问题上，5个标志将区分未来可期的高校和仍陷于排他逻辑的高校。
定位性。如果我们要向前迈进，至关重要的不仅是要承认不公正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使大学陷入种族主义和其他不平等的势力，而且要承诺不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交叉性。在过去不公正的历史遗留（如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能力主义、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和贫困的共同作用下，不平等的影响得以最大化。受害者有黑人，也有处于贫困和工人阶级的白人。在大学的工作中应该清楚地了解并关注最弱势群体的独特问题。需求各不相同，应对措施也必须有所区别。
公平的代表性。我们需要代表学生群体和广泛社会的教职工和领导。只有将资源用于培养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并在大学内部建立渠道，这一点才可能实现。
多元化的教学实践。在21世纪的课堂上，以欧洲为中心的教育将不再是常态。这减少了其他有效的知识和学习方式，并因此助长了种族主义。学生应高有更多的空间了解多元化思想，以便高校中不同的学生群体获得归属感，并扩宽自己的世界观。这可能是解决黑人和少数民族成绩差距的方法之一。
在评估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进展方面，对身份进行系统的去等级化。我们应同时衡量处理种族、性别、阶级和能力不平等问题的进展，以确保种族和其他不平等问题不会被忽视。
谴责的话语和短期的行动不会带来结构上的改变。不遵守上述承诺，以及承诺落实不彻底，不仅会在校园中日益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中削弱我们的形象，也会削弱整个人类。英国和别国的大学可以更加努力，共同主动解决种族主义和社会上所有的不公正现象。
对我而言，国王学院对这些标志的承诺，以及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决心，坚定了我成为高级领导团队成员的愿望。
芬米·奥洛尼萨金（Funmi Olonisakin）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主管国际事务的副校长，安全、领导力和发展教授， 以及该校种族平等领导和行动小组主席。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