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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政客们经常重申他们的决定是“以科学为指导”的。但是，即使我们在表面上接受这些说法，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依据可疑的来源呢？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所谓的无关政治的判断不是来源于，比如，意识形态上有偏见的智库？其资助方是未公开的既得利益集团或热衷于自身孤立观点的个人。
更阴险的是那些在著名期刊上发表的看似是科学论文的“隐藏信息”。最近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一家名为Surgisphere的健康数据“挖掘”公司向知名研究人员提供了新冠病毒数据。基于这些数据发表在《柳叶刀》（The Lancet）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论文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停止了羟化氯喹在抗击病毒有效性方面的测试。随后，主要由《卫报》(The Guardian）发起的询问引起人们对数据来源的怀疑；实际上，这也导致了对该公司及其创始人提供和解释这些数据的资格和能力的怀疑。这两篇文章后来都被撤回。
但是，为什么数据的缺陷却没有引起着名研究人员、受人尊敬的期刊编辑、同行审稿人甚至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呢？在研究人员和期刊争相发表他们的新冠病毒研究论文时，还遗漏了哪些可疑的信息来源？会导致多少有问题的健康干预措施？
由欧盟资助、英国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牵头的项目正在对此提出质疑。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笔搁翱-搁贰厂项目就一直在鼓励政策制定者只使用那些明确来源于合乎道德的、可靠的研究的证据，要对研究本身及其来源进行双重审查。
如果你对顾问的名字和信息来源保密——就像以前那样，例如英国政府的紧急情况科学顾问小组（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Sage），你如何评估他们可能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程度？如何进行充分全面的同行评审？你怎么知道他们参考了哪些资料，又排除或忽略了哪些？
我们不应该允许政治决策者闭门解读“科学”（特朗普政府似乎也在这样做）。在像公共卫生这样一个复杂的领域，大多数证据都不可能是确定的；相反，它们提供的是备选方案评估，考虑的是预防性原则和风险最小化。如果政策制定者基于不公开的政治考虑秘密做出决定，一旦出了问题，就很容易把责任甩给“专家”。
然而，仅仅靠公开透明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英国首相对最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的回应，就是再成立一个种族不平等问题委员会。但之前的一系列委员会都提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议，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没有产生影响？为什么连假装根据证据采取行动都不愿意呢?
更糟糕的是，有记录表明，被任命成立新委员会的顾问怀疑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是否存在，并谴责黑人和少数族裔所谓的“不满文化”。如此明显的利益冲突可能导致小组和职权范围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对资助支持PRO-RES项目的关切是出于对科学影响力的担忧。考虑到即使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很少被政治家或公务员阅读，政策制定者们究竟会对资金充足、管理良好、合乎道德的研究给予多少关注呢？在这个网上“公民科学”新兴的时代，委员会现在已经开始接纳免费获取和开放性科学，以鼓励增强科学透明度以及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重要的是为了对社区和个人负责，要承认人们有权并且有能力调查公共卫生程序的有效性，可以自己对结果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行评估。
作为回报，科学家、科学顾问和记者有义务确保辩论的清晰度和公开性。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理解不会因为保密而增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对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政策受到游说机构、(能力不同的）智库、以商业为主要动力的数据收集公司、以及记者和新闻来源等多种方式的影响，具体取决于环境和危机。如果未来要将他们的影响力降至最低，那么学术研究必须真正达到独立、公正、稳健并接受监督——创造一种政治家们无法绕开的大众理解和信任水平。
科学越透明，公众——以及政客——依赖虚假的可能性就越小。
罗恩·伊霍芬（Ron Iphofen）系一名独立研究咨询师，以及英国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PRO-RES项目的负责人。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