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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翱贰颁顿）警告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国际招生的干扰，可能在未来几年对一些国家的研究和创新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份比较成员国教育表现的年度报告中，该组织指出，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每5名博士生中就有1名来自海外。在荷兰、瑞士和英国等国，这一比例超过40%。
因此，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博士招生数量的下降“可能影响先进行业的生产率”。此外，这还可能打击那些向海外学生收取高额学费的国家的大学收入。
这一警告来自经合组织的《教育概览2020》(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0）报告，这份年度教育统计概览涵盖了所有教育阶段的数据。今年，该纲要特别关注了可能受到疫情影响的领域。
报告称，这场危机“暴露了大学的价值主张”，因为国际学生选择留学时，往往是为了获得必须亲身体验的好处，比如人脉和就业机会，这些都是在线教育无法轻易替代的。
该报告称：“学生不太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消化网络内容。他们去大学是为了结识优秀的人、与教师进行振奋人心的交谈、在实验室与研究人员合作以及体验校园的社会生活。”
因此，经合组织国家的大学由于新冠流行而面临国际生需求下降，这对“一些由国际学生支付更高学费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模式”产生了“严重影响”。
但是，该报告补充说：“经济损失并不局限于高等教育机构。传统上，各国依赖国际学生流动来吸引外国人才移民，并借助他们推动本国的知识生产和创新。”
“事实上，博士生的国际流动性尤其高，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每5名学生中就有1名来自海外。未来几年，这些国家国际学生流动性的下降可能会影响与创新和研究相关的先进行业的生产率。”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高等教育教授、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表示，线上的博士教育不能代替“博士生在实验室和研讨会的现场参与”、不能取代他们“积极投身于学术圈及研究项目的建设”。
马金森教授说：“许多有才华的博士生有很多选择，他们不会愿意去那些主要是在线学习或现场参与非常有限的国家。”
他补充称，这不仅对海外博士生比例最高的国家是个问题，对“严重依赖”纯科学领域研究生的美国也是如此。
马金森教授说：“东亚（政府）体系……因为对新冠大流行更负责任地管理……再一次为流动的博士生带来了更便宜的访学方式和较低的健康风险，这可能会强化他们与英语国家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比的相对优势。”
数据显示，欧洲的一个例外可能是德国，2018年德国只有12%的博士生来自国外，为欧洲最低的比例之一，远低于经合组织22%的整体占比。
然而，经合组织教育和技能主管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表示，尽管国内毕业生更多的国家或因旅行限制而可能具有优势，但他不认为这是“长远之策”。
他说：“从长远来看，那些在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将推动创新。”
“因此，问题不只是如何培养更多的国内学生，而是大学如何在新冠大流行的制约下重塑自身，提供更好的价值主张。”
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方面，报告称，鉴于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公共教育开支下降的最初迹象在2010年开始显现，疫情的影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渗透到预算削减上。
然而，报告中的数据（来自于大流行之前，大部分持续到2018年）显示了一些系统在资金方面似乎刚刚才从崩溃中恢复过来。
根据现有数据，与2012年相比，2017年经合组织中仅有7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总资金占骋顿笔的比例有所增加，其2017年的平均水平也低于2005年。
simon.baker@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