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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的研究者在一篇正在撰写的中说，人们应该更加关注海外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重要的、且数量占比不断增长的”工作。
该论文称，尽管在中国出生但在国外进行科研的研究者取得了成功，但旅居国外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的‘大跨步式’发展中几乎没有受到过关注”。
南京理工大学的谢清楠（Qingnan Xie）和哈佛大学经济学赫伯特·阿舍曼主席兼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科学与工程劳动力项目主任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写道，散居海外的研究人员“通过其出色的科学工作质量和数量以及与中国研究人员和研究工作的独特联系，为全球科学做出了贡献”。
尽管有些国家将移民视为人才流失或本土人才的缺失，但中国更倾向于“种族关系网视角”，即把移民视为“交流和知识流通的积极渠道”。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鼓励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到2010年间，“大量”中国学生已经以研究生或博士后的身份前往发达国家，其中很多人留在了异国。根据美国的数据，在2003/04年度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中，有85%在十年后仍在美国工作。
这篇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论文发现，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海外中国研究人员在有高斯高普斯引用分数（Scopus CiteScores）的期刊中，有突出的被引用次数和发表数量。刊登在《自然》和《科学》的文章中，有超过30%的文章至少有一位作者是海外华人。总体而言，“海外华人论文”获得的引用量是在中国发表的论文，或在海外出版但没有中国作者的论文的两倍。作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散居优势”。
他们的研究结果基于爱思唯尔（贰濒蝉别惫颈别谤）和斯高普斯数据库中160万篇英文论文的分析，重点关注科学、数学和工程学。作者认为这些领域“比起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没那么政治化”。
弗里曼教授在接受泰晤士高等教育采访时说，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了政治和旅行禁令，“中美科学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科学全球化”仍将继续。
他说：“政客们可能会叫嚣，这违背了很多人的利益。但我们仍将与其它国家的同事一起开展工作。”
在论文的结论中，作者写道：“由于紧张的贸易形势、难民危机和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恐惧加剧了民族主义倾向，散居海外人士的贡献值得关注。他们作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广泛传播了知识和人才，并刺激了全球科学出版物的增长。”
当被问及“民族主义倾向”一词是指美国还是中国时，弗里曼教授回答说，在这两个国家，“政客们都知道民族主义的价值”。
他强调说，全球面临像新冠病毒这样的重大挑战时，协作尤为重要。他说：“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研制出一种疫苗，这样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了解无国界科学工作的好处。这也许会推动全球思考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joyce.lau@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