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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小国。”
就在几周前，我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无尽前沿”研讨会上听到了这些话。演讲者警告听众，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聪明人比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多，为了保持其科学领先地位，美国必须继续吸引这些聪明人才。
后来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参加一次晚宴时，我想起了这些话。我发现房间里的许多人的出生地都远离莎士比亚笔下的“镶嵌在银色海水中的宝石”。如果说从全球范围来看，连接两大闪光的海域的美国很小，那么英国就更小了。更不需要将其沿海水域视为“一堵围墙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
牛津晚宴上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国际学者，这增强了我的安全感。但我也想到了未来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能欣赏他们所带来的东西，在各方面都远不如美国富裕的英国可能会失去他们。我们都知道英国科学因脱欧而遭受了打击。我们听到过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有些天才学者因为即将失去“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的访问权而离开英国。
随后，英国新任内政大臣苏埃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在保守党会议上发表了评论。与约翰逊时代国际教育战略的乐观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在承诺脱欧后将移民人数减少到数万人时，政府将会“大幅减少”国际学生人数。有人抱怨研究生带着家属——这些有才华的学生怎么敢想要和家人住在一起?！还有毫无证据的断言，称国际学生“在维持质量低劣的课程的存活”。对于一个本应致力于促进发展和吸引人才的政府来说，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举措。我为退步重拾这种早该抛弃的辞令感到耻辱。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英国大学必须与来自海外的同事保持联系，确保他们知道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重视他们。我们相信我们的学术力量来自于开放。我们将大声疾呼，捍卫他们在我们中的存在和价值，我们将抵制任何限制继续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加入我们的学术团体的人。
我们必须迫使我们的政治家和有影响力的人把目光投向大海的另一边，思考国家失败的原因。他们向内追寻无疑会失败。当他们认为是其内在优点使他们伟大时，他们就失败了。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明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财富创造是在发展和创新之后发生的，而这些发展和创新往往是由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引领的。
理解孤立主义的危险才是真正捍卫国家之义——这是政治家的首要职责。如果我们想让下一代疫苗和药物、人工智能、健康、绿色能源和许多其他技术的伟大成就来自英国，我们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乐于在我们这里抚养孩子。
我们必须感谢他们。在过去10年里，英国政府冻结了其愿意为本科教育支付的费用，正是国际学者帮助建立的声誉吸引了国际学生的父母，使英国的研究和创新得以维持。英国每花在研究上的4英镑中，就有整整1英镑来自这种境外补贴。政府别无选择。
如果我们想扼杀增长，那就建墙，挖壕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增长，我们就不要因为误导性的移民政策或缺乏对科学工作原理的认识而将创新置于危险之中。
就在本周，剑桥大学前副校长斯蒂芬·图普（Stephen Toope）对泰晤士高等教育表示：“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大的国家，能够独自完成改善气候变化、传染病等真正复杂问题所需的所有工作。我们需要合作。”
科学是国际的。英国的宝石只有在银海彼岸智慧的辉映下，才能熠熠生辉。
基思·伯内特爵士（Sir Keith Burnett）系英国物理学会候任主席，原牛津大学数学和物理科学系系主任，谢菲尔德大学校长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