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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间对于养育子女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对话总是让我感到内疚。我觉得我需要坦白，得益于离婚和共同抚养，我比其他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工作。
我的孩子们往返于他们的父亲和我的住所之间，这给了我叁天不受打扰的工作时间。每次在这对双胞胎和一个小家伙来我这儿前，我的内疚感减轻很多，因为我忙于照顾他们累得喘不过气。作为新来的移民，我没有家人可以依靠，也没有机构可以托管。有了带薪的帮助，我在工作日就有可能保住一份全职学术工作，但晚上和周末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不仅没完没了、让人精疲力尽，而且还很孤独，因为朋友们往往会在周末回归自己的核心小家庭或大家族。但是，当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尤其孤独。我非常想念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母亲的固有期待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我是说，哪位新妈妈夜里不睡在孩子的身边？
然而，至少我有时间努力达到试用和晋升的要求，这是工作和经济稳定所迫切需要的。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也帮助我找回自己。我移过民，遭受了痛苦的分娩过程，与孩子们的父亲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关系，并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监护权之争。我需要感受到，在所有这些混乱发生之后，我还是从前的那个我。
不过，当同事们惊呼“你的工作效率真高”时，我十分想反驳，就好像我明知生命中这段专门应该照顾别人而非属于自己的时间空出来了，何况它也本不该被用来照顾自己的。
到新冠危机爆发时，我最严重的个人危机已经过去了。作为一名移民，我获得了安全感，最近又和一个新伴侣买了一套房子。我有一个支持系统，可以帮助我更长时间地照顾孩子。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将异性恋描述为一个精心设计的支持系统，或者是。我没有像许多那样，整夜不眠地想着如果生病了该怎么办。我得到了一位伴侣实实在在的支持——尽管作为一个“无子女者”，他的照顾是看不到的。
因此，当新冠大流行期间有关学术效率的讨论在罢飞颈迟迟别谤上引起关注时（主要是有子女者与无子女者之间产生对抗），我发现自己无法表明立场。没做父母的人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指出照顾不仅仅是照顾孩子，独自一人并不代表就能转化为“取得进步”的能力。事实往往相反，比如独自一人对抗。但是照顾孩子也不排除其他形式的照顾，尤其是赡养年迈的父母。养育子女和拥有伴侣并不意味着不孤独。
我的经历表明，这些讨论是多么容易。个人境况差异很大，即使同样为人父母或同样没有子女。然而，我们似乎执着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分类，甚至让其中一类人与另一类人相斗，以便在这个极为动荡的时刻释放自己的焦虑。
一些声音已经提醒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新自由主义管理层能否灵活而仁慈地应对危机？新冠疫情是否会改变人们对试用期和晋升的预期？例如，教职会重启吗？刚毕业的博士生进入一个不断萎缩的学术就业市场，这次疫情对此会有怎样的影响？少数族裔的学者呢？尤其当她们是女性、黑人、同性恋、残疾人、移民，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初步调查，女性提交评审的期刊文章比男性少。但是，那些宣称学术工作与母亲身份根本不相容的吸睛的，似乎把孩子当成了问题，而不是因为缺乏（男性）伴侣和机构的支持。没有孩子的女学者在这些讨论中完全缺席，即使所有的女性，不管有没有孩子，都被用父权的标准来衡量。
高度个人化的对话掩盖了这些巨大的结构性不平等和不安全感。他们将一种新自由主义逻辑常态化，指责个人做得太少或是太多。在不断演变的全球危机中，这些都不是有益的应对措施。
我们需要抵制以白人男性学者的生产力为模型、以异性伴侣作为支持系统的结构。我们还需要赞美少数族裔同事（女性、同性恋、有色人种、父母、无子女者）在这一刻的良好表现——甚至还参与这一场工作效率的！我们不应让他们充满焦虑和怨恨，这些情绪最好被引导至别处。
斯里拉·罗伊 （Srila Roy）系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社会学副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