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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处于不稳定的态势。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几乎要使世界经济发展骤然停滞。在土耳其里拉的惨烈崩盘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创30年来新低，这影响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对新一轮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道路通往的是，在这个智能技术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逃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现实，从而切断发展前景。而另一条应该被采纳的道路将使新兴经济体在转型之路上实现跨跃式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应该是线性且循序渐进的。但跨跃式发展恰是新兴经济体最擅长的。换言之，如果政府、私营行业和公民共同努力利用技术，他们就能像当初选择进入制造业的东南亚国家一样，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自动化的恐惧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同领域。要寻找解决潜在工作流失的最佳方案，需要对教育、科学和创新系统进行重新定位。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可以用来克服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这能够防止技术不平等成为新的排他性障碍。
人们普遍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摧毁我们的经济。然而，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对于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报告，到2030年，全球经济产出将可能增加16%，即约13万亿美元（约91万亿人民币）。
具体来看，到2030年，劳动自动化可以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骋顿笔）的增长贡献11%，约9万亿美元。而产物和服务的创新可以为骋顿笔增长贡献7%，约6万亿美元。而1800年代的蒸汽机、1990年代的机器人和2000年代的信息技术的普及，仅分别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0.3%、0.4%和0.6%。
要找到解决我们最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方案，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是关键。但我们也认识到它可能加剧贫穷和不平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顺应这次工业革命，也许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以卢旺达为例，该国政府与美国新兴公司泽普朗（窜颈辫濒颈苍别）合作，通过无人机将血液运送到偏远地区。无人机可以在6分钟内飞行车程3小时的距离，从而解决了农村地区对紧急医疗用品的需求。
这说明新兴经济体不应该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扩大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对其感到惧怕。相反，我们需要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以能够惠及社会各方面的方式进行技术部署。
科学和创新具有促进发展的潜力，但是在这些领域投资的成本很高，单凭政府无法做到。因此需要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进行协调。
为国家的科学能力投资是必须的。高校具有内在潜力，可以打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而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僵局。科学研究可以转向探索有意义且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包括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和深层次不平等在内的现实问题。
在19世纪，美国诗人和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如果有人希望出生于某个时期，那不是大革命年代吗？在这时代中，新旧共存并接受比较；恐惧与希望激发人们的力量；新时代丰富的可能性为旧时代历史的荣光添彩。”这不仅描述了当初的时代，在现在也所言不虚。
齐立兹·马尔瓦拉是约翰内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的校长。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