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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冠疫情导致的边境限制带来了学生流动的新方式，而教育从业者认为，即使在边境重新开放后，这些方式也不会被逆转。
泰晤士高等教育论坛获悉，在传统学习交流少见的地区，学生获得国际学习经历的机会得以蓬勃发展，这些地区稀缺的资源或者文化障碍曾阻碍许多学生的旅行。
印度西部共生国际大学（Symbiosi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副校长维迪亚·耶拉夫德卡尔（Vidya Yeravdekar）表示，在她所在学校的45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的人有能力出国留学。但是，在大流行期间组织的虚拟交流已经覆盖了“98%或99%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或许原本“无法体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习经历”。
“我们可以将那些原本无法（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和）老师见面的学生联系起来”，耶拉夫德卡尔博士在线上举行的泰晤士高等教育Campus Live Asia活动上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学生将访问彼此的国家。他们将成为朋友、伙伴，而这些将成长为终生的关系。”
印度尼西亚苏丹阿贡伊斯兰大学（Sultan Agung Islamic University）的国际伙伴关系协调员里奥·卢洪（Rio Luhung）表示，虚拟交流被认为是大流行期间唯一可行的选择，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意外收获。他在论坛上说：“参与我们国际课程的学生人数远远高于......正常水平。”
卢洪先生说，学生们已经接受了这种经历，在课后通过社交媒体与海外同龄人联系，并在“出国学习并非主流”的文化中获得了出国留学的“体验”。
吉林大学全球参与办公室主任张光翠表示，长期以来，在她拥有73000名学生的机构中，提供个性化的国际化体验一直是一个挑战。但在过去两年中，有“令人鼓舞”的10000名学生参加了在线交流。
她说，在大流行的早期阶段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出学生“对出国的兴趣下降”，但对国际合作的兴趣并没有减少。她的办公室曾帮助学者“量身定制”虚拟交流，包括课程、研讨班、研讨会、教程和国际比赛，吉林大学的学生在生命科学和汽车锦标赛中获得金牌。
张博士说，物理空间上的流动性不是此类活动的“评估标准”，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满足了学生的期望和需求。”
文莱达鲁萨兰国大学（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全球事务副总裁乔伊斯·特奥（Joyce Teo）表示，她的大学已经接受了虚拟交流的“上升趋势”，这是作为使学生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一种手段。
张博士说，虽然人们热切期待国际旅行的全面恢复，但她预计“混合”的出行模式将在未来盛行。学生的反馈是，虚拟交流在某些方面“更容易”、更充实。“你可以遇到更多的教授。你可以结识朋友，没有这种方式你将无法做到。”
耶拉夫德卡尔博士说，大流行还帮助许多学者克服了他们对国际合作的“不情愿和焦虑”。“现在（他们）不介意与来自德国、挪威甚至印度东部的人交谈，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网络（并且）与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学生交谈。我们可以互相沟通。我们可以集思广益。我们可以开发联合研究项目。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收获。”
john.ross@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