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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麦克弗森（Michael McPherson）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之处”。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前文理学院院长解释说：“在更挑剔的院校，大部分资源都花在挑选那些看得出来自学很容易的学生——他们是最容易教的人。”他补充称，与此同时，“最难教的人是那些真正费劲儿读完高中的人”，这意味着“你越容易教，你获得的资源就越多”。
麦克弗森和桑迪·鲍姆（Sandy Baum）的新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an College Level The Playing Field），对这种不合理的优先分配如何多角度地加剧美国高等教育及其他领域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广泛探讨。
这项分析来得正是时候。许多人不再认为美国大学仍然是促进社会平等的伟大的登云梯；在一些人看来，那些为美国大兵、妇女和工人阶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超越自身阶层的机会的择优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以许多知名学府的“以钱换名额”丑闻为代表——意味着大学往往被视为是在加强而不是遏制不平等。成本也很重要：由于担心上大学的经济负担太大，政界人士正在认真考虑取消美国近两万亿美元的学生债务。尽管做出了一些卓越的努力，但精英大学仍面临着压力，它们要表明自己不仅仅是富人的精修学校。
麦克弗森的成长背景——他的父母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甚至没有上过高中——为他的分析增添了紧迫的色彩。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3个学位，并最终担任明尼苏达州玛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院长和芝加哥（Spencer Foundation）的主席，该基金会从事教育提升方面的研究。鲍姆的成长经历不同：她的父亲是一所学院的院长，父母都有研究生学位。她本人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然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但是，这两位来自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同意，大学应该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城市研究所是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从事“经济和社会政策研究”的智库。
双方都认为，教育研究倾向于将高等教育和学龄学习视为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加剧了挑战。例如，在斯宾塞基金会，麦克弗森发现了“两组完全不同的研究人员”，一组致力于高等教育，另一组研究“碍-12教育”（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以及“儿童的情感和社会发展”。
“这似乎从根本上是不健康的。”他现在说：“重要的是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但鲍姆和麦克弗森收集的一系列统计数据在此处确实一针见血。例如，美国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8.4倍，而英国为6.5倍，经合组织（翱贰颁顿）国家整体为5.4倍，法国和德国为4.6倍。
不平等也普遍存在于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2018年，父母拥有研究生或专业学位的儿童中，有73%在学前班或幼儿园上学，而父母没有上或完成高中的儿童中，这一比例为57%。在碍-12教育阶梯的另一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83%的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大学，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只有67%。
或许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其子女就读的院校类型密切相关。2018年，那些父母只有高中学历的孩子中，只有31%的人在公立或私立非盈利机构上了四年课程。在父母拥有学士学位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64%，而在父母拥有博士或专业学位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上升至83%。
那么，大学在维持、甚至是加剧不平等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鲍姆回应说，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人注意到高等教育在“创造、加剧和延续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她解释说，他们的假设是“只要那些精英院校和大学能招收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让他们毕业，我们就能减少不平等”。因此，她指出，专家们甚至国会听证会都在不断地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哈佛不降低学费，或者招收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对鲍姆和麦克弗森来说，“不匹配”现象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匹配”现象是指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优秀中学毕业生不去最优质的院校，而去质量较低的地方院校。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越优质，他们完成学位的机会就越高，生活前景也就越好。而最富有的精英大学慷慨的“按需资助”，往往是贫困学生最便宜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不匹配现象如此普遍呢？学校咨询不力、缺乏有关经济资助计划的信息，以及家庭不了解不同院校的差异，这些都是已确定的答案。鲍姆和麦克弗森补充说，还需要正面解决低收入学生在某些大学不受欢迎或感到不舒服的问题。
虽然最后一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观念的问题，但麦克弗森认为，这种观念反映了现实。作为一名前学院院长，他指出，“创造一个真正受欢迎的环境真的很重要，也很困难，因为你必须充分的想象力，能知道像玛卡莱斯特学院这样的学校对一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北部长大的人来说是多么奇怪。他们不了解住宿生活，可能除了他们的老师之外，还没有遇到过大学毕业生。我们一直未能预料到采取这一行动会带来多大的挑战。”
麦克弗森回忆说，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待了几个星期后，他一直迷路，因为“伯克利的标识很糟糕。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麻烦。但如果你来自（一个贫穷的社区），找不到你想去的地方，压倒性的信息是：显然你不属于这里……如果我们招收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把钱砸在他们身上，然后却没有认识到他们需要大量支持让自己完全融入社区，这让我非常困扰。”
除了那些非常富有的机构，财务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这是需要权衡的，”鲍姆解释道，“如果你在财政资助上花了很多钱，而学费收入却减少了，你就没有那么多钱来支付教师工资，修缮建筑以及做所有其他实际上有助于教育体验的事情。”这种做法有疏远较富裕学生的风险，尤其是因为交叉补贴的差异能会让那些支付全额学费的学生感到不公平。鲍姆继续说，在某些情况下，“那些真正努力提高低收入学生入学率的机构，在新校长上任后，出于收入和竞争的考虑，决定撤回对贫困生的补助。这是一条微妙的界线。”
在鲍姆看来，更慷慨的联邦支持是一种理想的要求：“我们需要确保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有足够的公共资金支持，可以去他们能去的最好的院校”——她认为这没有“重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她说，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彻底改变低收入家庭学生的生活，但对被他们“取代”的更有特权的学生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因为后者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可以依靠。门槛较高的大学可以调整他们对低收入学生的录取标准，就像许多大学经常为校友的孩子做的那样——更不用说潜在的体育明星了。
然而，麦克弗森和鲍姆认为，把重点放在进入精英院校上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麦克弗森声称，如果高等教育要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充分发挥作用，社会就必须少关注“让学生从社区大学转到普林斯顿”，因为这只会让少数人受益。相反，各州应该寻求让社区大学和类似的机构更有效地留住学生，并给予他们所需的资格证书。
正如鲍姆所说，考虑到“各州往往对社区大学和地方公立大学的资金支持严重不足”，我们需要各院校之间“每个学生的资金差别”缩小化。麦克弗森认为，有证据表明，“仅仅是在社区大学上花更多的钱，即使没有得到很好的指导，也往往会提高毕业率”，这表明“这些地方真的很匮乏，不需要复杂的策略来做得更好”。尽管如此，他也希望这样的大学能明确他们的使命，并就适合他们的道路给予学生更详细的指导。
让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重点大学，以及降低社区大学辍学率的提议听起来可能相对温和，但鲍姆和麦克弗森对许多更有野心的“重拳出击”持谨慎态度，那些做法可能会彻底改变高等教育。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取消所有学费的“免费大学”（free college）政策目前在华盛顿颇受欢迎。它更倾向于使富人比穷人受益更多，而且就像鲍姆所言，它无助于改善目前“提供没有价值的东西”的教育机构。债务减免也针对毕业生，而不是当前或未来的学生。然而，鲍姆指出：“如果你想创造新的教育机会，免除那些已经上过大学的人的学费并没有什么帮助。”
对于围绕数字解决方案的炒作，麦克弗森认为“你可以拥有廉价的在线教育，或者拥有优质的在线教育，但你不能两者兼得”。他表示，由于廉价教育“本质上要求学生自学”，它们往往“最适合那些拥有良好学士学位、知道如何自学的人”。“高质量的数字教育需要大量的支持、优质的教学材料和充分的人际交往。”
正如最后一点所表明的那样，高等教育的经历受到学生在高中毕业后为大学所做准备的决定性影响。这不仅是受教育质量差异很大的影响，还受到贫困、住房、社区和医疗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方面，美国往往比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更不平等。
《大学能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吗?》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断——“在大家普遍拥有令人满意的早期的生活条件之前，高等教育不会近乎平等地对待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数据显示，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用于大学之前几年的后中等教育支出占比更小。作者认为：“与一开始就预防不平等相比，在儿童后期补偿早期不平等对儿童的待遇和机会造成的影响的成本更高、效果更差、覆盖面也更有限。”“对早期教育进行大规模有效投资”不仅更具成本效益，而且往往还对任何“青春期的后期投资”（包括“补贴大学学费”）都具有提升效果。
这有两个重要的含义。鲍姆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减少不平等，“把高等教育当作替罪羊并不能让我们走得很远”。她希望看到“高等教育的提倡者”少关注在高等教育上的具体投入，而是“把幼儿教育放在他们计划的首位”，这竟是一名高教资深研究员的观点，让人感到意外。“如果让我在扩大联邦大学生助学金和确保家庭有儿童保育服务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儿童保育服务。否则，这些奖学金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孩子们还没有做好受益的准备。”
虽然她并没有说高等教育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太大的份额，但鲍姆承认，“它可能得到了太多的关注”，并相信在该领域工作的人“有责任把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并在这些领域有所担当”。
鲍姆和麦克弗森认为，如果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深深受到上大学之前情况的影响，那么我们也需要看看大学毕业后发生了什么。一个因素是，在今天的美国，从大学学位中获得的巨大的收入溢价（无论是按照历史标准还是国际标准）转化为下一代的机会不平等。这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提高税收制度的累进性来减少，这些政策上大学的影响力有限，但也可以通过增加毕业生的供应量，从而减少他们的稀缺价值（这种情况曾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短暂发生过）。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大学及其学生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如果没有长期的经济优势，很少有人会去上大学，但减少毕业生溢价的影响是什么?
鲍姆希望大学能更深入地思考“他们正在创造和培养什么样的人”。其目的是“让他们尽可能多地赚钱，还是通过培育正确的价值观以匡扶社会正义或减少不平等来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麦克弗森说：“如果你回到20或30年前，看看有关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希望从事的研究，过去最主要的回答是‘获得更好的人生观’，但现在，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回答是‘赚更多的钱’。”
他补充说，部分原因是“大学把自己推销为赚钱机器，而牺牲了上大学的其他良好理由”。
鲍姆和麦克弗森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美国院校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不平等问题，而且这些机构远非创造一个更公平社会的唯一障碍。他们为扩大平等所做的任何努力都需要得到更广泛的政策干预的支持，从早期教育、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到累进制税收政策。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许多高等教育机构迫切需要反思，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他们与其说是来解决问题，不如说自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