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学的黑暗时刻。新冠疫情后，社会所面临的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给本已捉襟见肘的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与此同时，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对“低价值课程”发起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这些课程往往不会给毕业生带来高工资。目前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学费鼓励学生在选择学位时更注重经济回报。对许多人来说，这将破坏大学教育的目的。
面对这些威胁，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有许多诱人但最终徒劳无功的回应方式。有人对如此强大的力量进行徒劳、绝望的反抗。有人退缩到个人主义，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并希望个人的声誉和威望能够使其得以生存，而不管其他大学的学者会遭遇什么。然后，当有人激情澎湃地批判我们自尝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时，理直气壮的愤懑之情得到了片刻的消解。
我认为，更好的回应是重新关注大学的教育目的。虽然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是攻读学位的附带功能，但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接触结构化的知识体系来转变学生思维。
这个过程改变了学生对自己是谁的认识，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改变了他们影响世界的作为。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传统的人文或社会科学学位：有证据表明，所有学科和专业的学生都是如此。尽管变化的性质因学科不同而不同，而且效果取决于教育质量。
这种大学教育的观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令人惊讶的是，面对危机的压力或为迎合决策者的要求，这种观点很快就消失了。例如，随着大学迅速转向在线和混合学习，讨论的重点已放在教学的“传达”上，而不是培养学生的理解力。甚至在大流行之前，一些观察家呼吁学位课程要根据最受学生欢迎的模块进行组合，而不是精心设计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几个世纪以来众多国家的大批有识之士构建的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我们有责任进一步发展大学，并与更广泛的社会分享它的潜力。我们需要以人人都能从中受益为动力，而不是屈从于当权者的短期要求和政治便利。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即使学生关注的是其工具价值，我们也有责任向他们展示知识的重要性和强大力量，以及它赋予学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能力。还需要要求我们的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教育环境，让学生有机会理解这些知识的意义。
有些人可能会回应说，这样的呼吁故意忽视了当权者和在大学工作的人之间的权力差异；大学面临的财政威胁和全球竞争的压力太大，大学领导人不可能采取这种理想主义的做法，而学术界负担过重、管理过度，无法提出这样的要求。然而，学者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挑战这种狭隘工具主义的方法，其他人还有什么希望？
教育的过程永远是不确定的。学生和学者并不总能理解正确，而学习知识的结果有时是痛苦有害的。在理解知识的含义以及知识如何与他人和周围世界联系时，我们需要直面各种挣扎。但是，如果没有充分学习知识，我们将远远达不到潜在的水平，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星球和社会所需要的水平。
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那些无法获得知识的人给予优待或抛弃。相反，我们应该让他们参与其中，讨论知识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追求知识，与他人分享知识，并与他们共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知识改变世界的能力的理解，这一承诺正是改革型大学教育的核心。挑战显然势不可挡，我们最大的希望是迎面而上、勇往直前。
保罗·阿什温（Paul Ashwin）系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高等教育教授、该校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他的新书《大学教育转型：一份宣言》（Transform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A Manifesto）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发行。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