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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防疫封锁标志着媒体似乎无休止的愤怒，称学生因突然转向远程授课而“受到欺骗”和“失望”。学生们对撤销校园授课的不满似乎如此明显和广泛，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们会尽快涌回校园。
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发生。有趣的是，导师们报告说，他们如今经常在校园里人烟稀少（甚至空旷）的房间讲课和研讨会。泰晤士高等教育本周公布的快照调查似乎证实了这一点：338名受访者中有76%的人表示，面对面讲座的出勤率低于新冠之前，而只有4%的人表示出勤率更高了。
那么，怎么解释这种明显违反直觉的情况呢？所有对在线学习的不满都只是对大学充满敌意的媒体的发明吗？也许媒体有些夸张。但是，在我看来，有几个关键的心理学原理在这里也非常合适。不幸的是，这些原理意味着，一个快乐的大规模回归可能不会很快出现。
首先，当某物不可用或供应有限时，它的价值比供量丰富时高得多。这被称为稀缺效应。当有社会限制并且校园授课不可用或受到重大容量限制（即并非每个人都可用）时，这个效应就开始奏效。
稀缺效应与我们的倾向相一致，即比同等收益（称为损失厌恶）更强烈地经历给定的损失。学生们失去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即校园授课），但仍然被要求花费相同的金钱、时间、精力和情感。不出所料，这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发展方向。
高等教育部门将取消校园授课的不满解释为对学生偏好的反思，而没有考虑稀缺和损失厌恶在塑造这种偏好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有理由认为，当恢复校园授课时，这种不满情绪会反弹成满足感（甚至可能是喜悦）。
出于维持校园收入来源的需要以及政府威胁，即如果大学继续保持在线教学将被处以罚款，英国（与其他地方一样）的高等教育机构现在正在大力推动重返校园。因此，校园授课再次变得丰富 – 所以不能依靠稀缺效应来提高其感知价值。
大学对重返校园的态度越强烈，学生对远程授课的估值就越能从稀缺效应和损失厌恶中受益。后者尤其重要，因为远程授课的延长时间给学生带来了很多损失。
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学生们适应了远程学习。他们调整了自己的生活，以至于回到校园现在意味着失去他们珍视的东西。也许他们会想念不用通勤、更多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或者他们的积蓄不会因为定期前往Costa Coffee的校园分支机构而大量减少！
请记住，与同等收益相比，人们更能感受到损失。因此，学生们自然会问：“校园授课的附加值是什么？”大学目前似乎没有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答案——或者至少没有清楚地阐明答案。这可能是由于假设返回校园是学生们迫切想要的。
有人可能会合理地争辩说，校园出勤率的任何问题都是过渡阶段延长的症状，现在发出警告还为时过早。毕竟，许多学生（更不用说教职员工）正在应对大流行带来的复杂后果，并尽最大努力使大学适应这一点。当尘埃落定，每个人都不那么疲惫时，也许我们会看到校园授课的复苏。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处于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呢？如果我们被稀缺效应所欺骗，高估了学生对校园授课的偏好，该怎么办？如果校园里学生人数的减少与其说是他们生活中忍受大流行后的并发症，不如说是他们厌恶失去他们所重视的远程授课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如果学生告诉我们他们真的不想被迫重返校园怎么办？如果忽视这个愿望只会进一步侵蚀他们对学习的善意呢？
大学不能假设它们可以回到大流行前的运营模式，无论这对它们来说多么方便，都无法向前迈进。我们必须紧急寻求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以确定对于空无一人的演讲厅的轶事是否具有代表性。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研究以确定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调整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从大流行病中走出来。
新常态已经到来。它可能不像该行业所希望的那样与旧常态兼容！
保罗·佩恩是东伦敦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他是驰辞耻罢耻产别频道的创建者，也是一书的作者。2021年，他获得了英国心理学会和牛津大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高等教育心理学教师奖。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